2018年1月20日，复旦大学人类遗传学与人类学系成立。从一个首届招生10人的小专业起步，复旦人类学的命运轨迹随时代而起伏，短暂的沉寂过后又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如今，这个学科聚集了全校文、理、医科的优势学术力量，科研模式与方向均走在国际前沿，尤其在亚太人类学与人类遗传学领域，取得了令国内外同行瞩目的成绩。

人类学在中国，往往被理解为是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的阵地。这也难怪，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就放在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而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归属于人文学院。不同于上述两个学术重镇，复旦大学的传统与优势一直是体质人类学，正因此，新近成立的人类遗传学与人类学系挂牌在生命科学学院。

2018年1月20日，大寒，几代复旦人在江湾校区的李兆基图书馆见证了传统的复兴。

复旦大学人类遗传学与人类学系成立仪式合影

“就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来说，复旦大学成立人类学系，可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潘悟云是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语言学顾问，他指出，人类学在中国的研究大部分限于文化人类学的范畴，“以前也有一些院校做体质人类学，但不如文化人类学这么方便，因为要涉及自然科学，还需要专门的人才。”潘悟云特别提到，复旦人类学的一大特色是几个文理学科交叉在一起，除了人类遗传学，还有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等学术力量的支持和参与，“人类学作为一个整体性学科，的确与其他很多学科都有关系。”

人类遗传学与人类学系首任主任王久存介绍说，作为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设置的第七个系，同时也是东亚地区人类学与人类遗传学研究的中心，这个新系将利用最新的研究手段及大数据分析技术，把生物人类学的人类基因组、表型组、代谢组等多组学研究与传统的文化人类学研究进一步整合，全面探索中华民族起源和演化的历史与现状，全面解析东亚遗传结构和人群谱系结构，重构民族类群的演化历史，揭示人群差异，挖掘遗传资源，为重要体质、生理、病理表型的遗传分析提供精准研究对象。

追溯历史，复旦在1921年就开始了人类学的教研，而成立人类学系的构想也被写进了那一年的学校年鉴。筚路蓝缕，举步维艰，直到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复旦才开设人类学专业。

根据王建民、张海洋、胡鸿保合著的《中国民族学史（下）》：“1952年院系调整后，从系、科建制上看，祖国大陆各高校的所有人类学系都被取消了。除了由中国地质调查所等机构改建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之外，只在复旦大学生物系中保留了一个以体质人类学为主的人类学教研室。自此，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人类学实际上就是指体质人类学，这种状况到80年代初期才开始改变。”包括复旦在内，当时的国内高校均采用苏联的学科体系加以重新定位。“谷超豪先生把苏联的教学计划带了回来，我是生物系的教学秘书，俄文比较好，所以翻译工作由我负责。”苏德明是苏步青哲嗣，后来担任过复旦生物系主任、生命科学学院院长，“人类学是很小的学科，很多人都不知道，不过人类学教研室里有个教授叫吴定良，他的学术地位就非常高。”

吴定良是著名的体质人类学家，也是复旦人类学专业的主要创立者。上世纪20年代末，吴定良在英国读完统计学博士之后，看到了英媒《泰晤士报》报道裴文中发现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化石的消息，“当时北京周口店发现了北京猿人，英人步达生氏发表论文，名声大噪，自己国内的宝藏，为何要让外国人去研究，此实属中国人之耻辱。”他在自述中表达了遗憾与不甘，于是申请研究经费继续留在英国，跟随导师卡尔•皮尔逊（Karl Pearson）学习人类学，并拿到博士学位。

学成归来，吴定良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人类学组主任，同时期的所里还有历史组、语言组与考古组，主任分别是陈寅恪、赵元任和李济。在中研院工作期间，他发表了10多篇关于体质人类学的论文，创办、主编了《人类学集刊》，在艰苦的内迁岁月也不忘开展田野调查。1946年，应竺可桢的邀请，吴定良离开南京，调任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次年创办人类学系和人类学研究所，吸纳了一批像马长寿、田汝康、刘咸、沙孟海、夏鼐这样的优秀学者，教学与研究涵盖了体质人类学、人体测量学、生命统计学、中国少数民族学、东南亚民族学、化石人类学、中国古器物学、考古学等。1948年，吴定良当选中央研究院生物组第一届院士；1950年，他和卢于道、欧阳翥、刘咸等人在杭州发起并成立了中国人类学学会。

第一届中国人类学学会成员在杭州西湖合影，前排从左到右分别是：欧阳翥、卢于道、吴定良、刘咸。

1952年，浙大人类学系并入复旦生物系，吴定良和其他师生们一道来了上海，从那以后，复旦的体质人类学之路正式起步。5年后，首届人类学专业面向全国招生10名，后来成为北京自然博物馆总工程师的周国兴至今记得在《招生通讯》上看到的简讯——“复旦大学新设的人类学专业，今年暑期参加统招，开始招收第一届新生。这个专业由人类学家吴定良教授领导，师资、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均很充实。学习期限为5年，培养方向是理论和应用人类学家。”这个即将毕业的高中生热爱野外工作，便给复旦生物系写了一封信询问详情，很快得到了答复，大致内容如下：“这个专业主要是培养人类学工作者兼生物学工作者，学习科目包括人类起源学（专研究人类从猿到人的演化问题，说明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中的作用）、人种学（研究人类种族的形成和种族特征的科学）、人体形态学（用形态学的方法研究人体形态变异和类型的科学，研究对象是现代人）。至于人类遗传学，作为人类学的一支，用谱系调查的方法来研究，目前我组无该项科目。人类学与人体及动物生理学根本的区别，前者以形态学为主，后者以机能为主；人类学的工作对象是群体，生理学则不是这样。”周国兴在纪念文章中写道，因为人类学专业是在生物系，所以前两年的基础课基本是生物学科的各种课程，包括动、植物学，微生物学，动、植物生理学，遗传学（摩尔根学派和米丘林学派是分开教学的），生物物理和生物化学等，以及外语、高等数学、政治课程。在学生们的要求下，吴定良接受意见，撤掉了植物生理学和微生物学，毕竟这两门课与人类学的距离有点远。后三年是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前者以人体解剖学、组织胚胎学为重点。为了扩宽专业视野，吴定良有意识地增加了一些生物系没有的课程，如刘树威教授讲地质学，刘咸教授讲猿猴志和民族志，还聘请南京博物院的曾昭燏先生担任兼职教授，讲考古学。

1961年，吴定良（前排左三）带领复旦生物系人类学专业的学生在周口店人类遗址实习。

从创立人类学专业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复旦一直是中国高等院校中唯一培养体质人类学的人才摇篮。“文革”前，吴定良潜心科学研究，并将研究发现应用于工业生产和国防建设。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鉴定方志敏烈士遗骸。在南昌英勇就义后，方志敏的遗骸与许多烈士的遗骸混杂在一起，难以鉴别。吴定良在1956年接到任务，他仔细研究了方志敏生前和别人的合影，找到当时健在的合影者测量身高，然后根据照片上两人的比例，推算方志敏的身高。接下来就是根据各种回归公式，掌握了大腿骨、小腿骨等长骨的长度数据，从混杂的遗骸中挑出了符合标准的骨头，最后拼接在一起，关节也都吻合。如果没有扎实的学术功底和认真的工作态度，这一任务恐怕不会如此顺利地完成。

在复旦大学任教期间，吴定良不仅采用弦矢指数的方法研究北京猿人的眉间凸度，以确定北京猿人在人类进化史上的地位；还对南京阴阳营新石器时代人的骨骼标本进行了深入研究。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参加了上海新石器时代闵行马桥人和青浦崧泽人遗骸的发掘和研究工作。

除了骨骼测量学，吴定良在活体测量学上也取得了许多开创性的成绩，比如早期对华北人群的人体测量学调查报告，以及被称为人种学与民族体质人类学研究开山之作的论文《贵州坝苗和华南其他居民的体质》。来到复旦后，他又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活体测量学的文章。《新生儿色素斑的研究形态》一文是从形态学和组织学上探讨上海市新生儿的色素斑，将其与世界各种族的资料加以比较，并阐明了这项研究在人种学和遗传学上的意义。《近二十年来丹阳县城市儿童体质发育的增进》与《近二十年来南京市儿童体质发育的增进》通过对两地儿童体质的跟踪和研究，说明在新中国成立后，生活条件改善，儿童的健康状况普遍好转。

通过吴定良的努力，体质人类学的应用价值不断地被社会认可。上世纪50年代，他为解放军防化部队举办人体测量培训班，为防毒面具的设计作技术指导；他带领学生一起参与测量上海各钢铁厂炼钢工人的体型，为设计钢铁工人的劳动防护服收集体质信息，重新设计脚部测量工具并去不同类型的工厂收集工人脚型的数据，为上世纪60年代全国性脚型测量和鞋楦标准、鞋型尺寸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身为体质人类学家，吴定良平时也非常重视文化在人类学研究的作用，这是受到他的朋友、民族学家陶云逵的影响。据周国兴回忆，“吴师告我，陶云逵先生曾向他表示，他本人虽然学过体质人类学，但以后兴趣改变，转向了民族学。愿意将以前所收集的体质人类学方面的材料，赠送给他，因为探索我国民族的起源和演化问题，从体质与文化两个方面进行至为重要，现在他们各占一方，经过若干年的研究后，殊途同归，问题定能获得很好的解决。”走上工作岗位后，周国兴写过一本《崛起的文明，人类起源的文化透视》，正是从体质和文化两个维度来展示人类的起源与发展。多维视角、交叉研究，后来就成为复旦人类学的学术方向和优势所在。

十年“文革”，复旦人类学专业经历了一场浩劫。吴定良、董悌忱、赵一清等学者相继去世，刘咸年事已高，心有余而力不足。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主持复旦人类学教研室工作的有邵象清、吴融酉、夏元敏、王桂伦等人，薪火相传，他们像吴定良、刘咸一样，坚守着人类学事业。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末至90年代，复旦人类学师资不足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人类学专业的招生被迫中止。

1993年，在吴定良诞辰百年的纪念活动上，谈家桢写下了“为祖国人类学奋斗终身”。在这位科学家心里，始终有件事牵挂着，那便是复旦的人类学。1994年冬天，谈家桢亲自赴美，邀请在斯坦福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的金力复兴母校的人类学。1997年，金力回国，在复旦建立了人类群体遗传学实验室（后获批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开始分子人类学研究，后来又联合遗传学、体质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和语言学等学科的一些专家，成立了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

“谈家桢先生曾经说过, 复旦大学的问题是上不着天, 下不着地, 说我们缺天地人心, 也就是天文学、地理学、人类学和心理学。天文地理我们做不了, 至少人类学的研究我们可以做。”金力在作《把基因分析引进人类学》的人类学学者访谈录时谈了自己对于人类学的认识：“在‘文革’结束后，社会人类学基本上是一个禁区，但人类学本身太重要了，因为它是一门很广泛的学问，是研究人本身，这里面牵涉到方方面面的东西：社会结构、人的行为，包括我们用体质人类学研究我们自己。我们为什么有差别，人群是怎么迁移，怎么起源。这些问题我觉得是一个成熟的社会应该去思考的东西……现在的中国社会呢，目标就是使中国从一个比较初始形态的社会过渡到一个成熟的社会，而人类学呢，不管是社会人类学也好，体质人类学也好，可以使我们更多、更好地了解自己。这样的学问在一个成熟的社会中是非常需要的。”

过去20年，在金力的主持下，复旦的人类学研究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包括证明东亚人群非洲起源、汉族形成于人口扩张、东亚现代人由南到北的史前迁徙、汉藏同源、新疆人群东西方混合、出生缺陷的若干遗传机理等，在国内外的同行间赢得了很高的评价。“我们对分子人类学研究是定位做大框架，做史前史，这是我们的目标。遗传学的作用，在研究史前史中，分辨率可能是最好的。而这一块，遗传学可以发挥作用，正好是人文科学很难研究的部分。”金力坦陈，大的框架提出来以后曾引起不少争议，无论是非洲起源说还是南部进入说，和当时的传统思维格格不入。“在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都是北人南迁，而我们一开始就提出是南人北迁。我们讲得很明白，这两个是不同年代发生的事情，先是南人北迁，后来再是北人南迁。”他说，搞自然科学的从来不会让自己的想法被一个假说套住，证明它是一种进步，否定它也是一种进步，哪怕这个结论是我们自己提出来的。

复旦目前除了生命科学学院的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与新建的人类学系，还有一个人类学研究机构叫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所，挂在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注：该学院建有人类学的硕士点和博士点），所长是从事人类学民族学的学者纳日碧力戈。“在我们国家，一说人类学首先想到的是社会文化人类学，而文科领域的人类学，复旦这些年也有，但我们学校最出名的是体质人类学。过去有吴定良和刘咸先生，现在是金力和李辉老师他们在负责。组建人类学系对于复旦的生命科学研究来说是一次比较大的推动。”纳日碧力戈的观点是，现在的复旦具备了从事人类学跨学科研究的基础和实力，从语言、考古、文化到体质，四个分支一应俱全，“希望这个系成立后，能够把校内的资源整合起来，做到不浪费。然后打造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人类学，而非一枝独秀的单科人类学。”他同时补充道，借助这次建系的契机，大家也可以去反思人类学在中国的学科定位是否合理。